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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佛教研究中的一个时代课题

导读:对话:佛教研究中的一个时代课题魏德东(人民大学讲师)  一、引言  着名的宗教对话与全球伦理倡导者,德国神学教授孔汉思(Hans Kung)教授有一句名言: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此语从宗教的社会功能角度,说明了宗教对话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实际上,问题还存在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就当代宗教自身而言,如果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以及没有宗教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对...

  对话:佛教研究中的一个时代课题

  魏德东(人民大学讲师)

  一、引言

  着名的宗教对话与全球伦理倡导者,德国神学教授孔汉思(Hans Kung)教授有一句名言: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此语从宗教的社会功能角度,说明了宗教对话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实际上,问题还存在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就当代宗教自身而言,如果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以及没有宗教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对话,宗教就没有自己的未来。

  佛教是古老而青春的宗教。论其古老,她是已有两干六百年的历史的世界性宗教:说其青春,她不仅在传统的佛教文化圈生机勃勃,与现代社会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而且依然不断向异质文化圈扩展,是近三十年来欧美地区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表现出强烈的普世性特征。

  佛教的这些特征,注定了对话在其当代发展中的重要性。就对话的内容而言,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一是佛教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回答,也就是佛教与当代其他社会实践的对话,这是佛教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二是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对话,这是佛教在其他宗教文化圈扩展的前提。

  对话有被动和主动之分。就佛教自身的气质而言,似乎不太喜欢主动对话。佛门有句俗话叫佛度有缘人,表现在传教上,就是远没有某些基督教宗派形式上的热情和主动,经常给人以冷漠和难以接近的感觉;表现于佛教研究,则是更加重视对佛教自身义理和历史等问题的探讨,而对佛教与当代社会的适应,佛教与其他宗教、文化的比较等,着力较弱。笔者在台湾就曾听一中生代僧人的如是说法:佛祖已经将道理说得很圆满,我们今天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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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笔者留下更深印象的,是佛光山佛学院毕业的一位在美国弘法的比丘所表现出一种主动对话的心态。他急切想探讨的,是佛教对自杀问题、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家居士等问题的看法。因为他在美国弘法,就必须对美国人所热衷的社会问题作出佛教的解答。又因为他是地方跨宗教委员会的成员,经常与多种宗教的教士共议社会问题,因此他不仅要向其他宗教的人十介绍佛教,还要对其他的宗教有切身的体认。

  我感觉,这位佛光山法师的主动对话心态,代表了佛教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今天,佛教必须与时俱进,对现代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以满足大众的精神需要;在这个全球村的时代,佛教也必须对其他宗教与文化把握世界的方式有透彻的理解,并主动合理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非常值得高兴的足,二〇〇二年的《普门学报》,秉承了佛光山道风!—一贯的现代意识与开阔胸襟,在佛教与现代社会、与不同宗教的主动对话方面,有新的拓展。

  二、佛教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回应

  二〇〇二年的开篇论文,就是陈锡中先生的(人间佛教思想在高科技社会的切入点)(第七期)。高科技是当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也代表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基本定向,探讨高科技条件下佛教的价值使命及具体的因应方式,是人问佛教必须回答的问题。作者总结二十余年供职于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经历,提出了人间佛教与高科技社会相融和的四个方向,即以平等与包容,对治竞争与冲突;以圆融中观,转识成智,破所知障;以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健全个人身心;以菩提宏愿,人我一体,建设人间净土。二〇〇二年《普门学报》的这一开篇论文,体现了编辑重视现代问题研究的追求。

  男女平等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无论在宗教界,还是在世俗界部是很刺激,充满挑战的。就世俗社会而言,自父系社会以来,男人主宰世界的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直到近代才有系统的男女平等主张出现,但就连最发达之美国,至今仍在努力的过程中。宗教界更是如此。一九九九年,笔者访问美国伊里诺大学芝加哥校区的着名宗教社会学家沃那尔(R StephenWarner),他说:就当代宗教界的情况看,“女人起作用,男人做权威”,天主教、伊斯兰数、佛教等莫不如是。二十世纪七〇年代,天主教界曾发生了修女要求平等的运动,三十年后的今天,台湾昭慧法师作狮子吼,提出了佛教僧团中的女权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挑战的佛教回应。星云大师以男众、宗教领袖的双重身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倾向,而他早已从实践面落实了这一点。他的(比丘尼僧团的发展)一文,站在男女平等,两性平权的潮头,提出应该;晅给比丘尼与比丘一个同等的地位”(第九期第二二四—二三五页):至于佛陀所定的一八敬法”,作者认为“也不需要刻意去废止,时问一久,自然会因为不适用而渐渐失傅一(第九期第二四三—二四四页)。这颗重磅炸弹,得到宗教界和学术界激赏,着名佛教学者杨曾文更是称其为“既仁且智”((既仁且智之举),第十一期第三一九—三二六页)。

  宗教立法问题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政软关系的一个梦魇。星云大师从台湾地区的情况出发,发表了:不教立法之刍议)(第七期第二三九—二七五页)。全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法令,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宗教法现状,探讨了宗教立法的得失及其必要性。作者特别总结了近年来台湾拟订的种种宗教法版本,在此基础上,就未来宗教法的内容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共计三十六条。作者的目的是“透过此次的宗教立法,明定宗教士的资格,让宗教师都能获得最大的尊重,让各宗教都能在公平、公正、平等之下,获得广大的弘法空间,以从事软化,安定人心”(第七期第二七五页)。近年来,大陆各界对建立宗教法的呼声也很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调查,各界对宗教立法都是翘首以待。星云大师的观点,应该对两岸都有启发。

  梁启超曾经说过,整个佛教就是一门心理学。佛教与心理学的对话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热门话题,但佛教心理学如何应用到现实生活,却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问题,需要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损益。在佛教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回应上,恩慧教授的(人间佛教在心理治疗与心理辅导上的应用)(第九期),在佛教与心理学对话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进入了心理治疗的领域。作者在介绍当代流行的心理治疗方法后,从人间佛教的角度作出了抉择,认为卡尔、荣格和罗吉斯以受辅者为中心的疗法,艾利斯的理性情绪治疗法最为适应,也是西来大学“佛教心理学暨咨商研究中心”努力融和的方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西方通常由精神科医师负责,现尚不适合西来大学。但在笔者看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与唯识学派的八识论颇有可通之处,似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与佛教互动的可能性。

  三、佛教与异质文化的对话

  二〇〇二年的《普门学报》在对话方面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发生在不同的宗软和文化之间。其中从西方文化角度与佛教对话者,有张祥龙教授的(“Dasein的含义与译名(缘在))(第七期)。此文对海德格尔的口asein概念,作了带有佛教色彩的翻译,译其为“缘在”。他仔细厘析德语的“Da”,认为它的译名必须包含五层含义:(一)相互缠结;(二)纯发生或生成;(三)有限:(四)域或存在空间;(五)原初的时间。根据这一要求,作者认为中文的“缘”与之甚为接近。作者特别认为,翻译的核心还不是简单的符合,“而是以打开一有效的对话情境或交流空间为自己的目的”,人类总是首先以非概念的方式达到某种深切的相互理解。(第七期第一〇五页)。这篇论文透视出佛教在贯通东西方文化过程中所蕴涵的独特价值。二十世纪以来占据西方哲学思想界主流的现象学,迄今依然外在于中国文化,难以为中国文化所恰当地解读,从佛教的理路译解现象学,不仅有助于对现代西方这些的消化,同时也可以反观佛教义理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中国,基督软和佛教可能是两个最有活力的宗教,而两者的对话也一直是学术热点。朱彩方的(佛教与基督教的会合点)一文(第八期),从赎罪与禅定,恩赐与证悟的角度,寻找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深层次的契合点,提出:耶稣被吊在十字架上,那种淌血、呼号、无助的样子正是佛教所主张的苦空无常的证明,基督宗教通过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表达无常与不完满,佛陀因旧睹生老病死而体悟无常与苦的实相,他们的差异只是中介之别,而在对世界无常与苦的体认上,以及对和平永恒的解脱境界上,并无不同。作者又分析了佛教证悟的条件,认为它与基督宗教的恩赐有可比之处,因为证悟的地点和时间不可预测,个人的努力和事功与证悟有关,却不是证悟的直接原因。越是深入禅定、冥想等宗教体验,就越能发现两者之间拥有的共通之处。笔者认为,基督教要实现在中国的本上化,透彻地理解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是必由之路;而佛教要完成现代转型,也必须对基督教与近代社会的互动有全面的体认。在这个意义上,从思想、神学层面对佛教与基督教基本义理的予以比较,对于这两大宗教的自身发展及社会融和,都很有意义。

  四、佛教的对话实践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二〇〇二年的《普门学报》记载的星云大师九一一后的北美弘法,从实践的视角活生生地展现了佛教对话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佛教是主张不杀生的,佛教如何看待战争,这是大师在美期间屡屡遇到的发问,也可以说是佛教遇到的一个紧急课题。星云大师的回应是:“佛教基本上是崇尚和平的宗教,不主张战争。然而和平也并非懦弱没有力量。”(第七期第三五一页)一方面,“武力报复终非究竟解决之道,因为“以争止争,终不能止””(第三四七页),“世界上不是只有战争的力量最大,还有文化、教育、善行等,由于慈悲心,慈悲的力量才是最大。因战争只能制裁于一时,慈悲爱心才能让人心永久归顺,中国古书《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第三四八页);但另一方面,“和平也需要有力量才能获得”(第七期第Ⅱ页,(给读者的一封信)),有时候“战争足一个不得已的手段,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慈悲的力量”(同上),“战争的目的不是只有残杀,它也有仁慈的另外一面。所以佛教里也有以“杀一儆百”,达到大慈悲救人的目的”(第三四八页),佛陀也曾“为救五百个商人而杀一坏人”(第三五九页)。同时,大师特别提到要肯定美国只镇定攻击军事目标,以及轰炸前空投食物并发起美国儿童人人捐二兀活动的人道考量。星云大师对战争的佛教分析很值得深思。星云大师还以佛教大师的身分,亲自到纽约废墟为死者洒净,成为不同宗教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的经典篇章,也为佛教赢得了荣誉。祈愿祝祷仪式由大纽约区的主教J〇hn Heimstra陪同,星云大师的发言使在场不同宗教的人士感动落泪,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交会于纽约上空。大师说:“你们大都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你们所信仰的上帝必定会接引你们到天堂安息。我们是来自东方的佛教徒,此来一是表示关心慰问,同时也为你们助念诵经,希望为你们助长因缘,上生天国。”(第七期第三五八页)这一发言体现了宗教大师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九一一后宗教对话的经典。

  在纽约的梵暝音乐会上,星云大师更是将佛陀与上帝并举,为罹难者祈福,赢得了雷鸣欢呼和滚滚热泪:“伟大的佛陀!伟大的耶稣基督!请您们垂慈护念死难者!”(第七期第1页,(给读者的一封信))星云大师以自己的实践推动了佛教与其他文化的对话,而大师也从中体会到二不教的融和是多么善美啊”!(同上)

  五、结语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由于科学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鼎盛,很多时代精英断言:随着科学的昌明,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公平的获得,宗教将日益衰弱直至消亡。但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论断的错误,原因是他们一方面低估了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低估了宗教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佛教。在历经二十世纪的炼狱再生以后,中国佛教迎来了新的春天。在新的世纪,佛教注定会在更好地服务世界中有崭新的发展,其前提则是主动的对话与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