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严重挑战的原因：①佛教的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他们将佛教作为巩固统治，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其次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当时南北对峙，王朝更迭频繁，兵戈不息，剥削残酷，压迫深重，人民要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再次，佛教本身具有很大欺骗性。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幸福上，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安慰；第四，实际经济利益的驱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国家户籍，可以逃避赋役，破产农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力量；第五，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自身传统方面作了自我改造，给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各种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机会均等的满足。②道教在民间的传播：道教创立于东汉末期，开始主要在受苦受难的民众中流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表现形式，太平道发动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遭到镇压，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江南江北广大地区仍然继续流传，在上层社会中也拥有不少信徒。魏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逐步对原始道教从理论上、组织上加以改造，使它成为巩固统治的精神工具。东晋时道教日盛，不仅有皇帝、大臣信奉，下层民众中也拥有众多的信徒。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以五斗米道为号召，领导农民起义。
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情况。①儒教：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魏晋玄学上承先秦西汉以来的道家哲学思想，并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先秦西汉的新道家学说。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汉初黄老思想所讲的“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在讲处世术。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认为“名教即自然”，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其宣扬的老庄哲学，经过曲折的演变，终于与儒家哲学相表里，即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来宣传儒家纲常名教的外道内儒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成为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②佛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调整了与世俗王权的关系，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调整了与民俗的关系。特别是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佛教的传入并泛滥，必然要引起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首先引起论争的是道教，在理论上与佛教争论的是儒家，但儒家是以直觉思维进行批判的，缺乏思辨的理论色彩。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竭力调和佛、儒两家，“内（儒）外（佛）兼修”，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③道教：晋朝人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论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人，他所写的《抱朴子》一书，不仅对战国以来“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发论述，更重要的是把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捏合起来，提出道教徒要以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北朝寇谦之以“整清道教”为己任，打出“专以礼度为首”的旗号，完全按照封建伦理观念制定了一套教义，鼓吹“于君不可不忠”，“不得叛逆君主，谋害国家”，劝导人们“勿怨贫苦”，“戒勿以贫贱求富贵”。他还袭用佛教轮回转生思想，用“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欺骗恫吓人民。刘宋的陆静修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编制了新的道教斋戒仪式，齐梁时的陶弘景，以现实社会为模式，制造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理论，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说，把它们糅杂融汇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有利于宣传推广，扩大影响。
（2）隋唐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建议教师在此前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和分析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发展和融汇的情况，重点放在唐朝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佛道挑战这一内容上。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了近三百年以后重新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的政策，对儒、佛、道三教都予以扶持，儒、佛、道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隋末，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到唐朝初年，李渊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则天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道教势力受打击。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出现道胜于佛的优势。道教宣传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轻徭薄赋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适应了唐初社会在大乱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时，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不仅适应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隋文帝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宣传“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以后又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第二次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唐懿宗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道二家的压力。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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